在這里，我們只能非常抱歉的、不留情面的、苛刻的說——中國人從來就沒有效率的概念、甚至不知道效率為何物?!這里有個誤解：沒有效率并等于不能實現組織目標，中國人可以修建起人造奇跡“萬里長城”，但那卻是沒有效率的“人海戰術”。
事實上，效率意味著“數字”，沒有嚴謹準確的數字意識，也就不存在效率意識;對于數字的輕視甚至是蔑視，是中國傳統各類組織管理的通病，因此，模模糊糊的、毛估估的式實現目標的衡量，就成為了顯見的中國管理組織的習慣。在這種缺乏“數字”意識的惡劣習慣下，“人多力量大”就被想當然的作為了可以實現效率的正確之路;同時，也毫不懷疑的確信，“人心齊、泰山移”產生出來的結果，就是所謂的中國式的組織效率。
今天我們知道的一個事實是：在缺乏理性的/充分的/公開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下，“效率”變得毫無價值——這也正是中國傳統商業/企業組織，缺乏效率的基本常識的本質原因。
效率只有在完全充分的規則市場競爭中，才會凸現出來;如果缺失了公開/公平/公正的理性市場規則，甚至于連效率對于管理的價值貢獻都無法衡量。通俗的說，你自己跟自己玩，不講成本、不講時間，結果總有一天會實現。但是，一旦出現了競爭者，慢條斯理式的工作被結束了，沒有效率就成了死亡的通行證——這里必須存在一個前提條件，即：企業之間的相互競爭，必須建立在全社會共同遵循的市場規則下;只有在這種狀況下，企業之間的競爭，才會成為效率的競爭�，F代企業的市場競爭，就猶如兩列高速行駛的火車——它們之間的競爭，是發生在兩條永不相交的鐵軌上，誰滿足客戶的能力越強、誰距離客戶的距離越近，誰就是最后的市場勝利者。
但是，中國傳統的商業競爭，卻象草原上毫無規則奔跑的烈馬——它們之間的競爭，并不是在規則有序的跑道上進行、而是面對面的直接發生激烈的碰撞。在中國傳統的非理性/非規則的競爭狀況下，權謀當道、權術盛行，甚至于陰險的使絆腿、下馬套，全都在競爭中派上了用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傳統社會是缺乏理性競爭的非規則化社會。實際上，在中國傳統的缺乏非理性的市場環境下，兩個相同或相似的商業組織，當一家看起來似乎比另一個家效率更高時，其真相通常是：壟斷戰勝了非壟斷、權利戰勝了非權利、權謀戰勝了非權謀，而與我們今天所說的“高效率”戰勝“低效率”完全無關。因此，中國人毫不猶豫的將人海戰術、運動會戰、人心凝聚等等管理手段，都當作了實現所謂效率的方法來使用。
當今天的中國人，開始痛恨“三個人干一個人的活”的現象時，其實是“效率意識”開始萌芽和覺醒。事實上，中國各類組織的龐大臃腫/機構重疊/人浮于事/職能混亂/效率低下，可謂世界聞名，中國商業/企業組織的人數規模，常常是同類型企業平均值的一倍以上甚至更多，而消耗資源/能源所產生出的效率或效益，則更是超出了同類型企業平均值的幾倍甚至是十幾倍。顯然，從傳統道德/禮制秩序/組織統治的角度來看，組織的“龐大臃腫”，并不是一種惡劣的管理狀態，因為它意味著所期待的“大一統”天下的出現;“機構重疊”雖然不符合組織效率管理原則，但卻符合論資排輩的禮制秩序;而“職能混亂”則為超越個人崗位職責邊界的積極奉獻，提供了可能性。顯然，現代企業管理的“效率觀”，就在這樣混亂不堪的醬缸中丟失了。
“個人效率”與“組織效率”并不是一回事——但是，當中國傳統組織管理將強大的“精神動力說”和“道德主義原則”被引入到組織管理中，就在無形中將二者混為一談了。
就企業管理的角度而言，近現代工業化的浪潮，并不是從技術開始的、而是從分工開始的。按照亞當·斯密的理解，正是因為“有了分工，同數勞動者就能完成比過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需損失不少時間”;也正是因為有了分工，“就可以避免這種損失;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可以做許多人的工作”。實際上，“分工”是西方企業組織管理效率的基石，正是因為深刻的分工意識的出現，使得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組織中部門和職位的數量也越來越多;正規教育和培訓成為了必須的一項管理內容，使得員工的職業化的程度也由此而越來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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