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國軟件外包產業方興未艾，依然充滿機遇，一方面巨大的威脅已然來臨，前途荊棘密布；盡管從政策支持、硬件環境建設到軟環境培養幾方面，已涌現出一批的軟件園、軟件出口基地，政府、企業、高校業已盡了最大努力，但是中國方興未艾的軟件行業，面臨的是“綠色工業”的“能源危機”。
妨礙剛剛起步的中國軟件產業加速發展的癥結，是國內軟件專業人才的嚴重匱乏。表面看來，我國軟件人才增長速度還要高于產業發展速度，2002年我國軟件行業從業人員有59萬多人，另有約40萬軟件人員從事軟件與軟件應用、研究與教學等相關工作，同時每年開在以5-7萬人的速度培養新的人才。從數量上說與軟件產業的需求基本吻合，但是，現實的情況是這一龐大的軟件隊伍卻無法滿足蓬勃發展的軟件產業需求。
中國目前最迫切需要發展的是軟件工業。軟件工業對于人才的需求比一般人們的理解更要專業，尤其與我們現有的軟件教育模式是不相匹配的。如同傳統的工業、制造業一樣，軟件工業對人才的需求呈金字塔形結構，而我國軟件人才結構呈“紡錘型”：位于產業上層的軟件架構師、系統設計師嚴重短缺，同時屬于產業基礎的軟件藍領也是非常稀少，而應該處于金字塔中層的系統工程師階層卻極大膨脹，幾乎所有的正規軟件院校都在培養這個階層的人，而實際的市場需求并沒那么大。一邊是大量找不著工作的軟件專業畢業生，一邊是眾多找不到合適人才的軟件企業。人才結構失衡成為制約我國軟件產業發展的最大瓶頸。
因為缺人手兒而不敢接單子只是國內軟件外包服務企業暴露出來的問題的一小方面，一個個單個的案例背后，隱藏著真正的產業危機——中國軟件產業來之不易的發展機會可能因為兩三年的停頓，而遺失殆盡。
中國軟件外包服務發包市場結構中，日本一直占據主導地位，這與全球外包服務發包市場結構正好相反，2004年中國軟件外包市場規模中，超過六成的比例來自日本的市場需求。一方面在于與歐美的發包商相比，日本的外包需求都是低技術含量的編碼、檢測工作，更接近于國內軟件外包服務企業的供應能力，一方面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文化相通，更容易開展業務溝通。
但是在全球軟件外包市場格局中，日本只占5%左右份額，而且多屬于低利潤業務，更大的市場和更高的利潤集中在歐美。所以，為了擴大中國的軟件外包產業規模，提高增長速度，必須得加快開拓歐美市場。但是問題又集中到人才方面。
在科技部“中國軟件歐美出口工程”帶動下，中國軟件外包已明確提出了進軍歐美市場的口號。打開歐美市場，首先遇到的難度就是，國內很少有企業能夠達到承攬國際項目所需的嚴格的內部流程及質量控制。雖然我們有眾多優秀的軟件工程師，但多數軟件外包企業尚未建立起正確的流程，也未能培養出準確掌握這些流程的開發人員。
以CMM認證為例，盡管已擁有600多家開展軟件外包的企業，但能達到國外客戶大型軟件開發項目質量控制水平的企業鳳毛麟角。中國僅有6家企業通過CMM最高級別的CMM5認證，而印度有50家。
與日本客戶更關注合作關系相比，歐美客戶更看重內部流程管理和質量管理水平，要進軍歐美市場，面對的就是與在這兩方面都已經積累了非常成功的行業經驗，并已得到歐美客戶廣泛認可的印度、愛爾蘭競爭，打這場惡仗關鍵還是要培養一支龐大的國際化的軟件工業從業大軍。
同樣受制于人才水準，國內企業普遍規模較小，平均只有幾百人的規模，最大的東軟約1800人，大連華信1200人；與印度大型軟件外包企業幾萬人的規模相比，差距非常明顯。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軟件藍領階層存量不足。由于歐美外包項目規模較大，對外包服務上的人員規模要求也較高，500人的規模幾乎是承載大型開發項目的最低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中高階層的軟件人才不足，我國企業目前只能以承接底層的編碼訂單，以及軟件本地化和測試工作為主，很少能進入系統設計等業務，包括框架設計在內的整包業務則幾乎沒有。這些大多數國內企業就只能在低利潤、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底層掙扎。
其實，人員規模、外語技能、規范編成能力都不是難以克服的，人才的問題并不能阻擋大連、北京、上海、深圳的高歌猛進，中國的軟件產業在盡一切努力爭取時間，但國際市場競爭態勢益發緊迫。已經成熟的印度軟件外包服務業巨頭Infosys將分公司開到了上海，而且放言重點在于爭取日韓外包業務的機會。Satyam也表示，要通過中國分公司發展日本客戶。一時間中國企業剛想謀求歐美市場突破，印度公司已將中國作為橋頭堡，瞄準了日韓市場。印度企業憑借國際化運作經驗，先進的內部流程管理和質量控制，如再采取大量吸納中國人才的辦法，我們在對日韓客戶的文化優勢也將蕩然無存，整體競爭都將陷于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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