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件嬉皮士的憤怒
過肩長發、連鬢胡子、質疑傳統道德和制度……這是《舊金山紀事》記者赫柏.凱恩所描繪的始于60年代的美國嬉皮士的典型形象。他們的生活離現實的主流社會似乎是那么的遙遠，然而，他們當中有一個人，當時光追溯到20多年前時，因為他在某個瞬間的一次“憤怒”，卻引爆發了一場新的運動。這場運動，發展到今天，不僅已經影響成千上萬生活在主流社會中的人的工作模式、思考方式，而且造就了一個至少數百億美元規模的大產業，其影響甚至已經滲透到政治、文化領域。而這一切，目前還僅僅只是個序幕。
這就是“自由軟件運動”，而這個“憤青”，叫Richard Stallman。古怪的穿戴，使得Richard Stallman乍看上去象個潦倒落魄的馬戲團老演員，而長長的披肩發卻又帶了一些救世主般的神韻，人們尊稱他為“計算機科學家”，而Richard Stallman對自己的定位是“哲學家”。Richard Stallman就是這樣全身充滿了矛盾的元素，這似乎注定了他倡導的“自由軟件運動”幾乎從一開始就和“戲劇”和“爭議”結下了不解之緣。
世界自由軟件之父Richard Stallman 漫畫像
Stallman于1971年進MIT人工智能實驗室工作，那時的軟件世界是沒有私權的，這使得他的技術能力在知識共享的氛圍中茁壯成長。但到了70年末，以一封《致電腦業余愛好者的一封公開信》為標志，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伯爾尼公約》為框架,軟件逐漸步入Copyright的時代。初期，確實曾一度鼓勵了技術創新，但隨著到了軟件壟斷階段，人們很快發現， Copyright制度除了能成全那篇文章的作者BillGates成為一個“世界首富”之外，對社會公益已起不到更大的作用，反而阻礙了知識的傳播，甚至，它還引起了一些崇尚知識共享的程序員們心態的變化。利益的誘惑，使得包括同在MIT實驗室的那些黑客們，在Stallman傷感的目光中，紛紛跳進了“私有軟件”的陣營。最讓Stallman揪心的事發生在1978年，當時他正在用一臺Xerox贈送的一臺打印機，由于打印機放在樓上，所以每當卡了紙或者印光了總是無法知道，導致Stallman總是拖著本來就十分肥碩的身軀沿著樓梯沒完沒了得爬上爬下。他便向Xerox公司索取打印機驅動程序源代碼，準備改寫程序以便更好地控制打印機。孰料這要求被對方以“Copyright”的理由嚴正拒絕了。Stallman徹底憤怒了！他說：“我再無法說服自己不公開協議是純潔清白的。當他們拒絕與我們共享時，我十分氣憤。我不能更弦改轍，對別人做出同樣的事！”
這樣，為了捍衛內心的道德準則，Stallman拒絕隨波逐流，選擇了一條與商業軟件作戰的道路。1983年，他完成了被稱為自由軟件運動的憲章的《GNU宣言》，闡明了自由軟件運動的動機。1985年創辦了自由軟件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為自由軟件的開發與籌資、教育宣傳和推廣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但它的真正成熟，還得歸功于1989年由軟件基金會發表的通用許可證，即GNU 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因為它用制度化的形式不僅指明了自由軟件運動的解決方案，也保障了運動的推廣。該協議允許人們自由復制、使用、分發和修改軟件，并提供程序源代碼。唯一的要求的是其衍生軟件仍必須遵循GPL協議，以保持自由軟件運動的持續性。GPL協議是對傳統知識產權模式和價值觀的重大挑戰。 Stallman特意將該協議所體現的精神命名“Copyleft”。
自由軟件運動在80年代并沒有形成足夠的氣候，盡管它誕生了諸如GUN Emacs、GNU C編譯器（gcc）等著名開源軟件，其瓶頸就在于GUN沒有一個自由的操作系統，因為那是管理其他軟件與系統運行的最基礎的軟件。但到了1991年，這個令自由軟件運動的技術高手們寢食難安的問題卻由于芬蘭一個叫Linus Torvalds的大二學生的某次家庭作業，戲劇般地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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