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員楊書鋒終于辭職了，為這事，他足足考慮了差不多半年的時間。此前，小楊在一家日本軟件公司做開發，主要外包日本本土的企業應用軟件，行業產品上的嵌入式開發等（如汽車控制軟件）。

促使小楊辭職的原因并不單純是因為待遇問題，而是作為一個職業程序員，在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時，他深切地感受到了這種成長的煩惱。

“我做了一年半的c語言開發，此前還做過一些針對日本企業的信息化軟件，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我每天面對日文文檔開發，實現那些已經定義得非常詳細的函數，還有那些已經在文檔上畫的非常清楚的界面，它們甚至連控件上的字體都規定好了，我還能做什么呢？”

 這可能還只是一個方面的原因。更多的心里沖擊還來自于小楊的一幫做開發的朋友。 

“和我一起開始做軟件的一些朋友，他們呆在一些小得多的公司做項目軟件，我們一起聚會時，他們都侃侃而談他們的軟件設計和架構，談平臺，談一些他們正在使用的流行的技術名詞。我覺得我比他們落后了，盡管在收入上我比他們要高得多?！?/P>

“我不得不考慮今后的發展，希望了解得更多，我希望今后能夠向項目管理方面發展?！?/P>

故事二：

    王先生在日本從事近3年的軟件開發，最近回國發展。在一次技術研討會上，我問他，在日本從事哪些方面的開發。

     王先生答曰：“做游戲?！?/P>

     “現在市面上哪個游戲是您做的呢？”

     王先生回答說：“不知道。老實說，我在日本做軟件開發2年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天將課長發到我桌面上的功能實現了就算完成呢任務！”

上面的故事中實際上蘊涵了很多比較有意義的話題。一個是程序員的成長，另外一個就是日本軟件企業的編碼開發實現模式。

（中國程序員病態的成長道路！

1．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成長道路？

國外40歲以上的程序員比比皆是。

2．  日本軟件公司里面，為什么會出現程序員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什么東西的問題？

A 因為企業成本的原因，日本軟件企業分工很明確。有專門做設計的公司，公司里面幾乎沒有一個寫代碼的程序員。

B 很多小的軟件公司依附大的公司生存。

C 日本軟件公司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好的生物鏈，只要你在這個生物鏈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不用擔心生存問題。）

一 . 成長的煩惱

  “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可不可以這樣說，“不想當項目經歷（或管理人員）的程序員不是好的程序員”呢？多少年來，我們的IT媒體一直在替程序員們宣傳和規劃他們的職業人生，實際上，這已經成為一條中國程序員的病態的成長道路。在歐美，年過40歲的程序員比比皆是，正如戴習為老師一樣，做了大半輩子的底層開發，從微軟退休時，已經年過45。而在中國，如果超過了30歲還在寫程序，就仿佛被認為是一種恥辱。

薛峰：日本軟件企業里的員工的職業規劃和中國程序員的確大不一樣。這可能有幾方面的原因，日本軟件企業，不光是軟件企業，其它工業企業都一樣，他們的員工普遍的“忠誠度”和“職業榮譽感”要強。當然，這些企業有一些相應的制度來做保障（年工制度），比如，你在這個企業干一輩子，退休的時候，會有一大筆豐厚的退休金。

馬越：另外，我覺得這個和日本的一些企業文化甚至民族文化也很有關系。

薛峰：對，這個問題往深里面說就是這樣。比如，你在日本問一個小孩，你長大了想干什么？他（她）可能會回答，我長大了想成為NEC或松下的一名員工。而中國小孩的答案可能就是“科學家或文學家”。

記者：對“成功的人生”的評判標準整個都不一樣。如果現在有兩個人，都是40歲，一個人是項目經理，而另外一個是高級程序員，在中國人眼里，肯定認為前者就是成功的，是這樣嗎？

薛峰：在中國可以說是這樣的。

記者：我曾經看到過這樣一個故事，說是有兩個人同時從美國硅谷回國創業，一個是印度人，另外一個是中國人。十年以后，他們在上海相遇。這個印度人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成功的軟件公司的老總，而這個中國人的公司卻默默無聞，岌岌可危。印度人奇怪了，他覺得這個中國人能力比他要強，在中國比他的機會要多。中國人回答，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在中國，每個人都相當老板，無論你給他多高的工資，他最終還是要離開。我覺得我們的確應該反思一下了。

薛峰：日本的企業應該說等級比較森嚴。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也是渴望晉升的，但我感覺他們特別沉得住氣。比如，我的一個上司，他在NEC呆了10年，現在才什任主任，也非常高興。

記者：另外，中國的一些企業是否也應該反思一下？比如，前不久剛剛發生的聯想裁員事件，網上甚至有被裁掉的員工發出“聯想不是我的家”的帖子。我認為，從網友的回應當中，我們已經能夠很充分的看出中國某些企業急功近利，丑陋，虛偽的嘴臉。

二 魔方里的世界

記者：就前面兩個背景故事中的材料，這種開發模式，您覺得正常嗎？

王永順：我覺得沒什么不正常的。日本作為一個電子產品大國，很大一部分軟件都是針對這種產品軟件在開發，如下一代智能家電產品這些消費類電子產品等。這類的軟件比較注重前期的設計，比較注意文檔的清晰和詳細程度。當設計完成后，將設計文檔分發給許多程序員實現時，作為個體的程序員當然很難知道他們做的是什么。

記者：您說的可能是這種產品軟件的開發，那么對于項目軟件的開發，這樣也是正常的嗎？

王永順：也應該一樣。我們應分析一下造成這種開發模式的原因。日本是一個專業化分工很強的國家，不管是工業企業還是軟件企業都是如此。軟件過程中的很多環節，如需求定義和分析，軟件機能設計，軟件編碼實現，軟件測試等，一般來說都是在不同的企業至少是不同的部門完成的。當你這個公司或部門的工作完成后，就必須留下很清晰的文檔，這樣才能進入下一個公司或部門的工作。

記者：那么我們可否這樣說，日本的軟件企業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從上游到下游的生物鏈？

王永順：是這樣的。日本的許多小的軟件公司是依附于大公司生存的。他們做的工作十分單一，可能就是做編碼實現，它不會養即便一個系統分析員。還有的公司可能就是專門做軟件設計的，它里面也可能不會有一個寫代碼的程序員。一個公司，只有在這樣的生物鏈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生存。

記者：您能夠分析一下，這種生物鏈是怎樣形成的么？

王永順：我個人認為是企業成本的原因；另外一個因素，因為每個公司都最終會發展成為只擅長做一件事情。比如，我公司里面既養一大批程序員，又養一大批系統分析人員和架構師，企業成本無疑會增大，另外，也無法專心做好一件事情。這在激烈的企業競爭中是不利的。

   記者：我第一次看到日本軟件過程中的“式樣表”（就是國內的軟件規格說明書）時，感到震驚。因為此前在做項目的過程當中，作為項目負責人的我也曾經做過系統分析和設計，撰寫過“需求規格說明書”。我覺得太詳細了，在UI設計部分，連窗體上改擺放什么“控件”，以及控件的長度，控件上的文字，甚至文字的顏色都寫的很清楚。另外，對函數的說明也非常清楚，對函數名，傳入參數，輸出結果都說得非常詳細。

王亞清：可能項目軟件和產品軟件還很不一樣。。。。

記者：您覺得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個體的程序員還能發揮多大的創造性？是不是高度工業化，工程化的社會都會或多或少地忽視最底層操作人員個人的創造性，而僅僅把他們當機器（編碼機器）使用？

記者：我們注意到，國內的企業對歐美的一些軟件工程方法學是非常熱衷和喜歡追逐的，日本軟件企業對歐美的軟件工程標準和軟件方法學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