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醫療保健方面的慈善事業上,蓋茨頓悟得更早一些。在父親的牽線搭橋下,蓋茨曾與美國適宜衛生技術組織(PATH)的高層在奢華的西雅圖哥倫比亞大廈俱樂部共進晚餐。會議一開始,大家的話題圍繞計劃生育展開——PATH以普及衛生技術為己任,包括向中國避孕套制造商傳授技術,教后者如何在出貨前檢查避孕套質量,不過,隨后談及的一些數據讓蓋茨深感震驚。他發現,一個又一個社會的經驗證明,一旦死亡率降下來——具體來說是降到每千人小于10個的水平——生育率也會隨之下降,人口增長將穩定下來。蓋茨回憶道:“這與人們的常識相反”。事實證明,那些養育七八個孩子的父母,大多不是因為喜歡大家庭,而是因為深知其中許多孩子都會夭折。
“如果一對夫婦知道自己的孩子能夠活到成年,他們自然就會開始縮小家庭規模。”梅琳達指出。
因此,蓋茨的慈善捐贈再次作出了180度大轉彎:不再強調控制生育率,而且投入數十億美元,致力于挽救那些已經出生的孩童。蓋茨表示:“理解了上述道理之后,我們迅速轉向,大舉投入疫苗領域。”
他本來也可以側重于建設診所、培訓醫生,可那些措施很難擴大規模。“疫苗是保健干預的一種神奇工具,因為它們的制造成本可以降得很低,”他說,“我們必須選擇投入于哪個方面能產生最大的積極影響——然后不僅投入金錢,還要投入時間、精力和聲音。”梅琳達是蓋茨一切慈善事務上的親密伙伴,她也深以為然:“同樣多的錢,花在其他什么領域能夠產生這么大的效果?用同樣多的資源,還有什么辦法能挽救更多生命?”
蓋茨行動的力度前所未見,甚至超過了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盡管在20世紀病毒學發展中,后者建立的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厥功甚偉,推動了許多關鍵發現。近十年來,圍繞疫苗出現了一些爭議,因為有些研究將疫苗與自閉癥聯系起來(這類說法已被研究證明是不成立的),引起公眾恐慌,蓋茨的努力改變了全球各界對疫苗的認識。蓋茨關于疫苗的第一項捐贈共計1億美元,側重于為兒童接種現有的疫苗。該項目由聯合國指導,PATH具體負責。為了慶祝這一善行,在他們那位于華盛頓湖的6.6萬平方英尺的宅邸中,蓋茨與梅琳達召集了大批疫苗專家,舉行晚餐會。其間,蓋茨問他的賓客,“如果你們擁有更多資金,你們會怎么做?”一時間眾人紛紛提出新點子。此時此刻,蓋茨決定對原先設立的基金會進行徹底升級,在1999年將其變成了比爾·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并向其注資210億美元,使它立即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慈善組織之一。如今,該基金會的資金更加充裕,盡管已經拿出250億美元用于各項事業,儲備資金仍有360億美元之巨。
不過,盡管頓悟了疫苗的偉大意義,蓋茨又面臨一整套全新的問題。沒錯,他可以資助原創研究,拯救萬千生命,在蓋茨的慷慨贈予之下,腦膜炎和瘧疾疫苗得以問世;沒錯,他還可以創造所謂的冷鏈——一種無需中轉國的存儲與分發系統,從而不斷改善疫苗的功效,這也已經實現。
可是,他又遇上了擴大規模的問題,疫苗的生產與制造天然依賴于市場,如何才能鼓勵默克、輝瑞和葛蘭素史克等醫藥巨頭生產足夠多昂貴的疫苗,用于那些需要它們,卻又根本無力承擔的兒童呢?蓋茨日益相信,解決之道是讓亞當·史密斯所說的無形之手變得更加“有形”,即朝著自由企業的方向,滿懷仁慈之心地推動這個新近形成的市場。
這正是“權勢”一詞的真正定義:不僅有能力去解決一個問題,還能夠建立一個可持續的市場,專事該問題的解決。早在十年前,蓋茨就愿意出資購買數十億疫苗,可他回憶說,“那時都不知道支票該寫給誰。”上世紀80年代,通過征集公共資金,聯合其他救援機構一起壓低價格,以及部署數以千計的救援人員負責接種工作,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使獲得小兒麻痹癥、白喉、破傷風及其他一些疾病基本疫苗接種的兒童比例增長了兩倍??墒?,與龐大需求相比,這些努力還遠遠不夠,一款新藥在美國上市之后,往往需要15-20年才能被坦桑尼亞或尼加拉瓜的孩子們用上,這實在讓人無法容忍。“就那些疾病而言,窮人家的孩子的死亡率比富人家的孩子高出50倍!”蓋茨提高了聲調。
蓋茨意識到,關鍵的第一步是鑄就公共-私營部門之間的穩定同盟。在他慷慨解囊之下,這個等式的公共部門一邊很快得到了解決,過去這方面的嘗試步履維艱,主要是因為資金匱乏,人道救援組織為了爭奪稀缺的資金而屢屢陷入內斗??墒?,私營部門方面更為棘手,與制造藥片不同,疫苗生產成本更高,也更為困難。舉阿富汗為例,醫藥公司希望讓那里的孩子接種疫苗,可因為當地人經濟能力有限,實際需求不夠大也不夠穩定,無法彌補這么做的成本。他們必須要在人道和利潤之間作出艱難抉擇。
因此,1999年蓋茨來到意大利貝拉吉奧,竭力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案,與會諸方包括兒童基金會、世界銀行、聯合國以及多家醫療公司和人道救援組織,會談的結果是全球疫苗與免疫聯盟(如今常被稱為GAVI聯盟)成立。蓋茨最終承諾為該機構投入25億美元,會談中,他展現出了不容忽視的個人意志,有必要的話,他完全可以施展強硬手段——正是此種作風使微軟(微博)深受對手畏懼,也頻遭美國反壟斷監管部門的敵視。塞斯·伯克利(Seth Berkley)指出:“比爾就像是這樣一個撲克玩家,他在桌上押下的籌碼太多了,能把其他人都嚇跑。”伯克利曾負責蓋茨贊助的一個嘗試發明艾滋病疫苗的項目,現任GAVI首席執行官。
GAVI的行事風格迥異于此前的類似機構,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受援方的配套投入:該機構要求發展中國家政府自身也要為疫苗接種出資,盡管后者只需為每支疫苗拿出20美分的名義費用;其次是管理嚴明:要求賬目清晰,確保疫苗真正用到孩子們身上,并建立可持續的分發系統。該慈善組織資金充沛,再加上受援國合作伙伴的通力合作,為大型制藥公司創造了一個持久穩定的市場,使其無需付出經濟代價就可參與其中。為了進一步刺激競爭、增加供給并降低疫苗價格,GAVI還鼓勵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制藥公司競標其訂單。
成果極為顯著:過去七年來,標準的五合一疫苗(可預防的疾病包括白喉、破傷風和百日咳)價格降低了40%,可預防肝癌的乙肝疫苗價格在同期更是大跌68%,這使得數以百萬計的兒童得以接種。葛蘭素史克出品的輪狀病毒(可能造成小兒嚴重腹瀉和死亡)疫苗Rotarix,價格從102美元一支直降到2.50美元,而印度后起之秀巴拉特生物制藥(Bharat Biotech)正在努力將成本降到1美元以下。